“检察官，求求你相信我！我确实拿了钱包，但是里面真的只有400块，我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什么3100块，我以我最宝贝的儿子发誓！”对于第一次提审盗窃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时的情形，长宁区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官谢珏至今记忆犹新。

2012年8月，王某送儿子上学，回程路过一家快递公司营业网点。时值上午7时许，网点仓库大门大开，王某鬼使神差地走进仓库，发现地上有一个钱包。见四下无人，王某拿起钱包便离开了仓库。谁知，这一切早被仓库监控拍了下来。快递公司员工刘某发现自己钱包丢失后报警，称钱包中自己的400余元以及公司营业款3100元被盗。随后警方通过监控录像锁定犯罪嫌疑人王某。

谢珏接手这一案件时，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对于失窃金额的说法整整相差了3100元。一般遇到这类盗窃案，犯罪嫌疑人为了减刑或脱罪常常会故意少报盗窃金额，而且王某曾有盗窃前科，因此刚开始她以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案。但是王某的焦急、痛苦，甚至这种以自己儿子发誓的绝望，引起了谢珏的怀疑：这其中是不是真有隐情？

于是，谢珏从监控录像到笔录口供，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，再次将证据进行地毯式分析审查，同时实地走访了案发地和王某的居住地，询问了王某的家庭情况，终于发现了不少疑点。

“当时有四个地方让我觉得不太合理”，谢珏回忆道。一是王某对钱包中物品的细节记得特别清楚，包括几张纸币、几张银行卡，而且基本能一一对应；二是虽然仓库中的摄像头没有拍到钱包内的金额，但王某从逃离现场到在菜场附近数钱、拿走现金并丢弃钱包的过程均被沿街的监控一一记录，在审查监控录像时，她发现王某数钱的时间非常短，和正常情况下数三千多元所用时间不符；三是事发后谢珏走访了王某家，其家中的钱款均由妻子保管，据王某妻子回忆，案发后家里并未多出大额现金；四是快递公司的货款一般当天交付后就直接锁入保险箱，不应当出现在被害人的钱包中。

基于上述疑点，谢珏再次联系被害人刘某询问案件细节。一开始，她只是按照惯例向刘某询问了案发当天情形、个人经济状况以及公司营业款交接流程等，然后趁其不备，突然问道：“你当时钱包里究竟有多少钱？”

虽然刘某仍然回答3500元，但是谢珏从他的表情和语气中察觉出慌乱和犹豫，看来的确事有蹊跷。“于是我先动之以情，向刘某诉说了犯罪嫌疑人贫困的家庭情况；然后，我和他分析了案件中的疑点；最后，将诬告的法律后果告知刘某。”经过谢珏的一番释法和劝说，刘某感到既内疚又后悔，终于将案件真相如实道来。

原来，在案发前一天，刘某本已与同事何某交接了营业款，不想第二天钱包被偷，于是何某便给他出了个歪主意：如果钱包里只有400元，那么王某肯定无法定罪，不如把前一天的营业款一起算进去，不仅可以惩罚小偷，还多出3100元可以自己“吃进”。刘某听了觉得一举两得，便向警方谎报了丢失金额。随后谢珏又询问了涉事的何某再次核实此事，何某承认了自己唆使刘某谎报被盗金额的事实。

最终刘、何二人写明情况真心悔过。不久，王某因未达到盗窃罪刑事立案标准，被撤销强制措施无罪释放，并按规定接受行政处罚。

检察官有话说

本案中王某顺手牵羊的行为显然是错误的，但刘、何二人名义上为惩罚小偷，实际上却为满足一己私欲的谎报行为，更是极不可取的。幸亏二人悬崖勒马，才避免了一起冤假错案的发生。

法律的公正不仅体现在惩罚犯罪，更体现在罪刑法定，即罪刑相当、罚当其罪。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，对证据审查、法律适用以及刑事诉讼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检察机关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道重要关口，坚决守住防范冤假错案底线，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重要责任。因此，在办理每一起案件时都要像第一次办案一样认真、慎重，避免有罪推定的惯性作用。只有不忘初心，方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